沅陵移民前有三个人行渡口码头，分别是中南门渡口、通河桥渡口和朝晖桥渡口。
中南门渡口是机动轮船渡口，从河岸趸船到城中街道，是一条长长的斜坡码头。在码头的尽头，有旧城门，是沅陵县城城墙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段。原来的城墙，在抗战期间，为方便城里居民防空疏散，被县长下令拆掉了，只留下来这么一个城门做城墙标志。湘西剿匪时，巨匪张平在古丈被打死后，他的头颅被割下来送到沅陵，挂在城门上示众多日。
穿过城门就是县城街道，对着城门的是县革委会的大院。
早先过渡是四分钱一个人，在城门下侧一点的地方有个售票室。票是竹片制作的，长方形，一头带点弧度，弧度部分用红漆染了，区别于另两个渡口。后来又印制了纸票，与竹票同用，不过纸票可以在另两个渡口通用，但是只有航运公司才有发售权，各渡口凭收到的票和公司结帐。纸票二十五张一本，购买者多是单位集体，私人以居住在南岸的一中学生居多，因为他们过度比较频繁，每次去买竹牌票麻烦也不卫生。当过度涨到五分钱时，大约纸票印的太多，销毁浪费不合算，航运公司就刻了个“伍分”的图章，加盖在票上继续使用。因为汽车站和五一厂在南岸，中南门码头还是比较繁忙的，一开始只有一只轮船，后来发展到两只，大大缩短了人们过度的等候时间。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修建了车渡码头，部分客运汽车可以到县革委会门前上下乘客，加之车渡的平板船又不禁止人们免费搭乘，中南门渡口才又逐渐冷清下来。
通河桥渡口是个人工老渡口，太常以上沅水、酉水两岸的船只都泊于此，货船、粪船、渔船，样样都有，沈从文《柏子》里所写的就是这个渡口的故事。这个渡口有三只渡船，摆渡的三户人家分别姓印、侯、唐，都是渡口对岸老鸦溪当地人。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若非大风大浪，不能休息，且渡船又无遮挡，日晒雨淋，全是露天作业。渡河价格和中南门一样，两岸也各有一个售票室。老鸦溪的售票室很简陋，是一个不足四个平方的小木屋，三家轮流出人售票。通河桥的售票室要强好多，因为这边售票的是码头上的一个住家户，有一栋宽大两层楼的木质楼房，下面一层的堂屋就是售票厅。不过那个售票老妪很少坐在堂屋售票，她总是坐在外面的大树下，一面买票，一面看拘留所的犯人，排着长队，挑着大大的水桶，在枪兵的押解下到河里挑水劳动。
渡船的梢公就是划手，但船头都配有一只叫着头桨的闲桨，划头桨不需要技术，出力就行，而且惯例是帮忙划头桨的人可以免渡资，所以在北岸或太常读书的学生们回家，为节省过河钱，都喜欢抢着去划。
因为摆渡的人都住在老鸦溪，所以通河桥喊渡就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时常可以听到要过河的人拖着长长的嗓音喊“过河奥——”，这声音悠悠地飞过沅水，钻入对岸摆渡人的耳中，他们就会走出家门，先是手搭凉棚看看是不是真有人在河岸等渡，待发现自己并没听错，就慢悠悠地去到河边解绳撑船开头。若是对岸的人还在喊，他们也会边划船边好性子的大声回应“来的——”。
为准确到达对岸码头，他们会一面划船，一面在心里暗暗计算水流速度，根据水流，开头时先将船向上水方向划出一段距离，然后才开始横渡。有时乘船的人多，或是过渡客要去划梢桨，把上划距离没掌握好，到了对岸常会漂流到码头下游很远的地方，不仅要费力上划，还会引来过河人的嘲笑，这于他们都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夏天时候，两岸的顽童在游泳时，都喜欢悄悄地游到船尾，用手钩住船上的篙眼，让船把自己拖到河中间才放手游回来，这极大地增加了渡船的阻力，因此只要被发现，必定会被划船的人打手和笑骂。
朝晖桥渡口在龙兴讲寺上方的酉水注沅口，是为太常设的渡口。渡船是轮渡，但在河水枯竭时节，则是轮渡和人工渡接力使用。在北岸这面深水区，用轮渡过河，把人送到河中间的浅滩上，再由那面的木船划子接着把他们渡过剩下的一段河面。一河要分两次才能渡过，也算的上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奇观。抗战时期，湖南省政府迁驻在太常，朝晖桥头又是第九战区的总医院，因此每天过河的人特别多，靠渡船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在河面上架了一座可以随时放行船只的浮桥，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省政府迁回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