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的船，其实并不是父亲的。

　　我的家住在沅水河边。村前，一条清澈的小溪从远处缓缓流来绕过村庄注入沅水。在小溪与沅水交汇处，一座石拱桥连接着小溪的两岸。桥的那一头有十几级石阶通向去沅陵县城的小路，站在台阶上能看到喘急的沅水从上游奔腾着流向远处。台阶上方一棵不知长了多少年的桂花树张开它巨大的枝叶，形成一块阴凉和干地，遮挡着雨水和太阳，荫庇着过往的人们。由此，这十几级石阶就成了过往人们憩息的中转，成了村里人热天乘凉雨天躲雨的场所，更是孩子们嘻戏玩耍集中的据点。而对于年少的我来说，这还是我眺望沅水，等候父亲的船回来的嘹望台。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由于沿河两岸多是陡硝的石壁和高山，村里人平只有三分田，于是便只有依靠这条河水了。沿河的生产队经过公社批准可以购买或自造一艘不大不小的货船，从事水上运输，靠水上运输的收入弥补大队分给社员口粮的不足，船员们按照确定的工分从生产队领取粮食和现金。虽说当船工很辛苦也有危险，但对于世世代代以河为生的河边人来说，能够上船去当一名船员却也是全村最荣耀的事情。我父亲开始在生产队当队长，生产队购买了船后是第一个掌舵的人，也就是开船的大副。本地习惯上把是谁掌舵就把那艘船说成是谁的船。“父亲的船”，这是我常挂在口边的话，也是我在小伙伴们中最值得炫耀的事情。特别是能坐上父亲的船上沅陵下常德，感受真正的船员滋味，更是我在小伙伴们中引以为骄傲的。

　　父亲开始开的是风帆船，靠河风吹着帆布推动着船前行，行“上水”时如果没有风，便靠岸上的纤夫拉着船，船上的水手配合着纤夫一篙一篙地撑着船艰难地前行。沅江中上游处处是险滩，船行上水的过程，就是人与怒吼的江水对峙较量的过程，也是人与生命搏斗的过程。沅江中最险最有名的青浪滩就在我家不远的下游，每一次坐父亲的船过险滩的时候，我都被那惊险激烈的场面所震憾，特别使我不能忘记的是纤夫那腰系纤绳，手攀峭岩，脚蹬岩坎，裸露的古铜色的后背上、手臂上、腿脚上那暴起的青筋，几乎匍匐在地的雕塑般姿态，还有水手在船上拚力地用胸撑着竹篙那前俯着几乎与船平行的身躯和因为用力而被撑得弯曲的竹篙。每次过滩，父亲更是紧张和忙碌，他一手要掌着舵把握船的方向，一手还要拿着一根篙，碰到在船与滩较量不分上下对峙的关键时候，便会把舵骑在裆下用脚掌着舵，腾出手来与水手一样撑着一根竹篙加入撑篙的行列。他不断地大声吆喝着、指挥着，甚至是斥责着水手的力度和步调，靠着这纤夫的“拉”和水手的“撑”，以及父亲的吼，一拉一撑一吼，一前一中一后便把船一寸一寸地送出了险滩。

　　第一次过滩我虽然很害怕，可父亲也没有功夫照顾我，只是在快要上滩的时候交待我：坐好！便紧张、专注地像换了个人似的投入到他的工作中去。只看到父亲的忙碌，只听到父亲那多过于不知多少倍平时的话语，以及大过于平时不知多少倍的声音。但是父亲忙碌的身影、大声的吆喝甚至是严厉的斥责，都是那么地有力量，给船上所有人以支撑。后来，父亲的船变成了机帆船，木舵变成了方向盘，而且国家在险滩的滩头专门建了一种用动力拖船的绞船站。虽然过滩时不再像风帆船那样需要纤夫拉，但是每次过滩时仍然是考验舵手和水手的关键时刻，船与绞索的配合同样地重要，一点也不能马虎。

　　当然，沅水上也不全都是急流险滩，行船的一路也不全都是紧张激烈。在上不是很急的滩的时候，纤夫们会唱着轻快的号子与船员们开着玩笑，一路歌声和着笑声轻快地上滩。上得滩来父亲会“湾”下船来与纤夫们抽袋旱烟聊聊家常，因为纤夫和船员就是一对生死与共的兄弟，谁也不能有半点私心杂念，谁少出一份力影响的不光是前进的速度，甚至会影响到所有人的生命。行船不光有艰辛和欢乐，也有漫长的寂寞。没有滩的时候船是寂寞的，水手和舵手也是落寂的，听不到水手和纤夫的号子，听不到父亲的吆喝，只有船单调的驶过水面的声音或机船机械的马达声。这时候有时间说话了，父亲反而沉默了。行“下水”的时候，如果不是过滩，父亲会把舵交给我让我开上一会，这时他会无声地在旁边看着船行的方向，有时伸出一只手把我掌着的舵校正一下，更多的时候他会眯上眼，默默地疑视着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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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虽然行船有艰辛和紧张，也有漫长的枯燥，但坐父亲的船下常德，却是我从小最盼望的事情。不仅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的灯光很明亮，而且一路陪伴父亲领略父亲那充满坚强和力量的身影，欣赏他把握方向驾驭船只时的从容，让我十分地享受和自豪。后来逐渐长大，我不再为过险滩而激动，而更为跑船的辛酸而感动。我也更深切地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过滩时是那样的暴烈，而平时又为什么那样地沉默。每与父亲跑一次船都会更深切地理会什么是艰辛，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生，什么是死。

　　父亲出身很苦，几岁就没了母亲，祖父养活不了他和姐姐，就把他们送给别人做儿子和当童养媳，从小就饱受生活的磨难。还是很小的时候他就要随大人出河跑船，既当水手又当纤夫，逐渐学会了一手跑船的本领。解放后父亲在生产队既是大副也是队长，全村几百号人的生活担子压在他的肩上，他觉得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要维持那么多人的生活确实不易，山上能种地的地方都种上了红薯玉米，能播撒希望的土地都播下了种子。就是这样，一年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吃不上米饭，把红薯玉米南瓜掺在米饭里还不能吃饱肚子，我们小孩子最怕吃这种掺着杂粮的饭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满街能听到小孩委屈的哭声和大人无奈的骂声。每次看到我们及全村孩子们那饥渴的眼神，我能感觉得到父亲心里的沉重。

　　按照当时的规定，父亲跑船得到的收入是不能直接买来粮食的，要交到生产队凭几级证明才能换取粮食。就是这样，父亲他们也会想尽办法尽其所能，为孩子们从桃源常德带来一点好吃的东西，譬如桃源的桂花糖、常德的鸡蛋糕等等。因此，盼望父亲的船早点回来便成了全村孩子们最大也是最美好的愿望。我们会扳着手指算着父亲的船下水要几天上水要几天中间办事要几天，什么时候能回来，在我们算好父亲要回来的时间，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聚在村前那棵大桂花树下，向远处眺望，看到远处来了一只船我们会欢欣鼓舞，但到近前看到不是父亲的船又会很失望。

　　临近黄昏，父亲的船终于回来了，我们会迫不及待地跳上船去围绕在大人身边。父亲总是把一点好吃的东西分给村里的孩子们。每次从外面回来，父亲都要把孩子们安排好了后才最后一个走下船来。这时母亲在家总要想办法多炒几个小菜，把热腾腾的饭菜放在锅台上等着父亲，瞩咐我从供销社打来半斤白酒，我和姐姐们便一起围在父亲身边享受着难得的一餐“牙祭”。虽然饭还是掺着杂粮的饭，菜还是那样的干涩，但看着父亲一杯一杯把酒喝得滋滋地响，听着父亲讲述着外边的事情，我们几姊妹觉得是那样的可口。

　　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日子却一天天地难捱。虽然仍然有桂花糖、鸡蛋糕，但它还是填不饱孩子们日渐增大的肚子。父亲每次回来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的气氛越来越凝重，听着母亲说哪家几天没有米了，哪家的孩子上学包不了粮食，哪家吃南瓜吃了几天了，父亲总是默然无语。往常吃完饭父亲会带着他特有的慈爱和满足的笑容听我们几姊妹讲着我们高兴或不高兴的事儿，然后带着我走东家去西家，跟村里的人们聊着外面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母亲不再让我跟着父亲了。但父亲却照样要出去，我总是盼着父亲早点回来，但每次一觉醒来还不见父亲。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躲着母亲偷偷跑出去找父亲，我看到只有生产队的仓库亮着灯，我趴在窗前，看到在一盏煤油灯下，父亲正与村里的几个伯伯叔叔在一起，他们在商议着什么，时而摇头，时而小声地争论。连续几个晚上父亲都在与他们商量着事情，我虽然还不太懂事，但我知道父亲他们商量的事情肯定很重要。

　　父亲的船又要开头了。他们要去上游的公社或县城去装货，一般都是装的杂木条、竹条或葛麻包等我们山区的出产，然后运到常德甚至江苏等这些盛产粮食却缺这些东西的平原地区。往常父亲的船装货后都是直接开往目的地，可从此以后，每次父亲的船装货后都要在村里停留一晚。这时，母亲会叫我一家一家地告诉村里的大人：父亲的船来了！每当这时，大人们也会像我一样显得很兴奋，村里会显得比往常忙碌，但这种高兴也好，忙碌也好，都是一种静静地、默默的那种兴奋和忙碌，甚至能感觉到有些紧张的空气。天黑了，母亲总是不让我缠着父亲，而是早早地打发我上床睡觉，然后她忙里忙外为父亲准备着一些出门的东西，父亲则默默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直到夜深，等到全村都沉寂下来了父亲会回到船上，而村民们会乘着月色把自家的一根木头或一捆柴火悄无声息地送到船上。父亲会指挥他们把木头或柴火放到父亲和船员事先设计好的舱底，然后用公家的货物把它盖住，他们是那样地小心那样地神秘，以至于年少的我偷偷跟在大人后边不知道大人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等到天黑才装货而且还不让打电筒照明？为什么要躲着外村人而且不让我们小孩子知道？第二天，父亲的船开走了，也带走了我一肚子的的疑问。

　　父亲的船在孩子们的期盼中又回来了，照样有桂花糖和鸡蛋糕。不同的是，大人们也显得跟小孩子们一样兴奋，他们会催促着小孩子去看父亲的船回来没有，得知父亲的船回来了，他们会停下手中的活计，跟我们一样站在桂花树下远远地看着父亲的那只船。

　　天渐渐黑了下来，父亲悄悄叫上村里的几个年青人从船上背回来了几个沉沉的大麻袋，父亲打开麻袋，原来里面装的全是大米，只见父亲一个一个地把村里的大人叫来，按着一个小本子上的数字，每人有多有少地进行了分配，有的还给了一些粮票，大人们都高高兴兴地扛着大米走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白花花的大米，也没有看见过村里的大人们那么喜悦的笑容。虽然我还不太懂事，但从父亲和村里人的表情中我知道是父亲用乡亲们的木头和柴火从常德换回了粮食。母亲一再叮嘱我不能对外人讲，否则会把父亲戴上投机倒把的高帽子游街的。我已经读书上学，知道投机倒把不是好事情，我既为父亲担忧，同时又深深为父亲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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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此，村里再也听不到孩子们忍饥挨饿的哭声和大人们无奈的骂声了。父亲的船不止是孩子们的企盼更成了全村人的牵挂。每一次出行都带去了全村人的期盼和希望，每一次回来都装载着全村人的喜悦。

　　孩子们不哭了，大人们高兴了，可父亲紧锁的眉头仍然没有舒展。每一次回来把粮食分配之后，我能感觉到父母亲重重的心事。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不用吃红薯饭了，父亲还是那样地忧郁，村里的孩子们都能安心上学了，为什么父亲还是没有原来那亲切的笑容。直到有一次放署假我又一次随父亲的船跑了一次常德，我才感受到了把木材和柴火换成粮食是那么地艰难，也才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内心所受的煎熬。

　　父亲的船照例清晨就出发了。一路驶过平湖、绕过暗礁、顺利经过清浪滩后不久，在一个沅陵与桃源交界的名叫毛里湾的地方，被一个航标船上摇着红旗子的人喝令停了下来。原来这里有一个木材检查站，只见沿河停着一长溜的船，都装着各种货物。按照规定，所有出境的船只都必须接受检查，检查站的人员要核对所装货物的名称和数量与实际是否相符，有没有夹带木材和柴火的现象。他们会拿着各种专用工具从船头到船尾、从表面到船舱统统检查一遍，遇到有疑问的甚至会叫人把所装货物一层层卸下以查究竟。通常他们个个都面无表情、神情严肃，而船主们则如临大敌、神情紧张，任由他们检查和盘问。轮到检查父亲的船了，我便十分地紧张，父亲似乎跟检查人员很熟，打着招呼称呼着什么，但检查人员仍然很负责地检查着，看着他们拿着长长的钢钎从装的葛麻包顶部向船舱下面插着探着，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因为船舱下面就有一根根的木材。

　　终于检查结束了，但他们并不让船立即开走，而是要大副再去检查站办公室。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检查出什么来了，带着紧张的心情跟着父亲来到检查站办公室。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对着父亲宣传着政策，父亲一副洗耳恭听的态度，反复向他保证着没问题，我则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觉得天似乎都要塌下来了，时间是那么地漫长。终于，站长的章子盖到了通行证上。父亲这时候才敢从提包里拿出几包沅水烟塞到站长手里，我恨不得立即跑出那可恨的站长办公室。在往船上走的时候父亲走得很快，我跟在父亲后面追着他走，我既感到紧张又为父亲感到委屈，因为我从没见父亲求过人，父亲在我心里从来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跑上去牵住父亲的手哭了，父亲也紧紧攥着我的手，我感到了父亲手上的颤抖，也看到了父亲眼中闪过的一丝泪光。

　　船继续向常德方向行进着。河道宽了，水流缓了，没有了沅水上游那湍急、狭窄的河道，人的精神一下子变得空泛起来。船机械地行进在宽阔的湖区里，是那么地冗慢。我暗自庆幸能躲过检查站这一劫，心里放松了很多，心情也随之变得舒坦起来，心想现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但父亲仍然是一路无语，无声地拨弄着手中的方向盘，向机手下达着加速或减速的指令。经过三天两晚的航行，船终于在第三天天黑之前到达了常德。

　　到达常德后，父亲要去航管站、购货单位及运输公司、装卸公司办理各种手续，然后要将船停在一个指定的装卸码头排队等待卸货。在等待卸货的这段时间里，父亲和船员们便会带着我上街去见识城里的繁华和热闹。走进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我被柜台上五光十色的玩具吸引，总是舍不得离开，但我也不会要求父亲为我买，因为还在比较小不懂事的时候跟父亲来常德时，我就曾经要求父亲给我买一把小手枪，父亲不买我便赖地不走，但最后还是连哭带闹被父亲拖了出去。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是城里孩子玩的东西，咱们农村孩子不能玩。回家后父亲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为我做了一把很精致的木头小手枪，这把小手枪一直伴随了我的童年。

　　父亲也会带我去常德的农贸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并不能完全市场交易，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允许自由交易影响计划调配的，因此市场也是管制得非常严格的。譬如，市场上虽然有大米出售，但必须用粮票或凭几级证明才能用钱购买，很多农产品和食品都必须要有相关手续才能买到。如果不按规定进行交易，被市场管理人员抓到，对双方的惩罚都是很严重的，与我们公社一样会戴高帽子游街办学习班。其实父亲他们来这里并不是来买什么，而是来暗地里与售粮的人接头。这些人能一眼认出父亲的身份，他们会主动与父亲搭讪，然后背着市场管理人员偷偷地谈好条件，约好某个时间的晚上进行交易。这些接头工作做好以后，父亲通常会带我去饭店花一毛多钱给我买一碗馄饨，看着我吃完，他自己却舍不得吃，或者带我到商店给我买一两本我最喜欢的图书（小人书）。这就是我小时候盼望跟父亲来常德最高兴的其中一件事了。

　　到了傍晚，父亲他们和卖粮人会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各自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这个过程确实很紧张。因为外地来的船只是当地管制的重点，除了隔一会儿来一、两个人到船上进行检查以外，还在停船码头的大堤上安装了大功率的探照灯，会一遍遍地向沿河两岸扫着。父亲他们是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为村里人换回粮食的，不说是经过枪林弹雨，但也是经过了千难万险。我就曾经看见隔壁一只船的大副被管理人员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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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为村里人做这一切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到父亲的无奈和矛盾心理。父亲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党员，大队和公社都很信任他，只要是公社或大队干部来我们村下队，一般都是吃住在我们家里，他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的影响。但为了村里人能吃饱肚子、为了孩子们能安心上学，他又不得不这样去做。每次跑船回来，我都能听到父母亲小声地议论着沿途所碰到的危险，在哪里差点被检查站发现，在哪里又差点被管理人员抓到等等，也会听到母亲压抑的哭声和父亲沉重的叹息声。我虽然不是听得很懂，但我总为父亲揪着一颗心。

　　以往跟随父亲跑船，最担心的是上滩，父亲和船员们最紧张的也就是需要过的那几条夺命险滩，家里人担心的也是怕在过滩时“打船”。后来随着年长日久和条件的改善，这种担心越来越小，不再为“打船”而担忧。但担忧“出事”却时刻笼罩在母亲和村里人的心头。只要父亲的船该回来而没回来，全村人就担心“出事”，我和村里的孩子们会一连几天守在桂花树下焦急地翘首相盼，直到父亲的船回来。

　　但是终究还是“出事”了。不是在检查站，也不是在常德。有一天，公社的一个副书记到了我们村，这个被我喊为欧伯伯的书记，来村下队是第一次未进我家的门，而是去了村里另一户人家，而且一住就是好多天。这些天他好像总躲着我，对我也没原来亲热。他走东家、去西家，挨个地和村里人谈话，了解我父亲的情况，但村里人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不说我父亲的半个差字。欧书记恼了，直接点出了主题，说有人反映你们队长在搞投机倒把，难道你们不清楚？村里人更是一致否定，而且说了很多我父亲如何为村里做好事的话。欧书记调查了十多天没有找到一点线索，只好回公社向书记汇报。书记下达了要我父亲停船在家的命令，并且亲自来我们村进行调查。

　　书记来了，父亲也回来了。这个长着一脸络腮胡子、操着一口上河人客话的书记，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很威严的形象，是我们小孩子非常怕的大官。他这次亲自来调查，我和母亲都忧心忡忡，心想这回只怕凶多吉少。父亲反倒不那么着急，不跑船了，家里的农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胡子书记倒不像欧书记那样找人谈话了解情况，而是白天陪着村里人出工，晚上与村里人聊天，逐渐地村里人与他感情越来越近，什么话也肯跟他说，也敢跟他说了，他也越来越清楚了村里的现状和难处。十多天过去了，胡子书记来到了我们家，主动要求在我家吃饭而且要跟父亲喝杯酒。母亲赶紧做了一顿好饭菜，要我去供销社打来一壶白酒。这餐饭吃的时间很长，酒也喝了很多。平时话语少、酒量大的父亲话多了、酒醉了，平时说话多、酒量不大的书记话少了、酒却越喝越清醒了。

　　第二天，胡子书记离开了村子。三天后，父亲又上船开了头。此后，父亲的船还继续着过去的故事，村里的人还做着他们该做的事情。这位可敬的胡子书记还时常来我们村检查工作，还依然吃住在我们家里。几年后这位胡子书记调到城里去工作，父亲还经常带着我去看望他。虽然多年以来我从未听他们说过当初是怎样平息这件事的，中间又承担了多少风险，受了什么影响，但在我的心里却明白了很多的人生道理……

　　几十年过去，那条本不属于父亲的船，留在了那条河上，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今，那条河就在我工作的这座城市前日夜不停地流淌。每天在去上班的路上，我都可以看到那条大河，就会想到父亲的船，以及父亲凝神前方的身影。

（作者系中共沅陵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编辑：郑佳